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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50年纪念特稿:开天辟地 创建航天基业

品牌专栏中国仪表网2006年10月08日 10:33人气:794

中国航天报 记者 黄琦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半年后,美国的人造卫星上天。就在美、苏两大阵营进行太空争霸战时,中国人也悄悄地开始描绘自己的航天蓝图。

“老五院”奠定航天基石
  1956年1月25日,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第7年,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技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同年1月,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副总理领导下,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高瞻远瞩,制定了《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强调要在12年内使我国火箭和喷气技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此前4个月,后来成为中国航天开拓者之一的钱学森,冲破阻力返回祖国的怀抱。回国后,他立即着手中国火箭、导弹研究的组织工作。面对异常困难的境况——既无人才,又无设备,国外在这方面对中国完全实行封锁,他不仅不改回国参加建设的初衷,而且坚信只要经过努力,中国人也可以掌握研制火箭和导弹的技术。一天,陈赓大将问他:“你看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他坚定地回答:“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也能干!”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向中央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提出了发展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看到该规划后诗兴大发,欣然挥毫,题诗一首:“赠钱学森——大火无心天外流,望楼几见月当头。太平洋上风涛险,西子湖畔数风流。冲破藩篱归故国,参加规划献宏猷。从兹十二年间事,跨箭相期天际游。”钱学森任科学院新成立的力学所所长以后不久,就迅速聚集了郭永怀、林鸿荪、赵九章、任新民、屠守锷、梁守 、闵桂荣、陆元九、杨嘉墀、屠善澄等一大批优秀科学家。
  同年4月,中央成立了由聂荣臻任主任、钱学森等任委员的航空工业委员会,统一领导我国的航空和导弹事业。5月,周恩来又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同意并责成航空工业委员会组建导弹管理机构国防部五局和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0月8日,在北京西郊空军466医院的食堂里,由钱学森任院长的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这一天,被认为是新中国导弹、航天事业奠基的日子。国防部五院后来被航天人亲切地称为“老五院”。从此,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钱学森身着戎装,带领着从全国各地抽调的三十多位技术专家和刚出校门的一百多名大学毕业生,开始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艰苦创业。
  为了缩短我国导弹技术起步阶段的摸索过程, 1957年9月7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就寻求导弹援助等问题同苏方协商。10月15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10月15日协定”。这个协定规定,从1957年至1961年底,苏联向中国提供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中国进行导弹仿制。1957年12月,苏联的两枚P—2近程导弹和一套地面设备秘密运达北京。
  1958年,为了加强仿制工作,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明确提出了“以仿制为主,带动建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强调在仿制过程中要完成四项任务,其中两项是:第一,完成基本建设工程;第二,逐步建立长期的全国性协作网。
  为了适应仿制导弹的需要,建设研制基地、导弹发射试验场和组织研制队伍成为当务之急。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建立初期,下设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发动机、弹体结构、推进剂、控制系统、控制组件、无线电、计算机、技术物理10个研究室。为了做好迎接苏联援助项目的准备工作,钱学森等人向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导弹研制院的体制意见的报告》。在这份报告的基础上,1957年11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决定以总体设计、空气动力、弹体结构、发动机和推进剂5个研究室为基础,组成一分院,负责导弹总体设计和弹体、发动机研制;以电子科学研究院为基础,合并控制系统、控制组件、无线电、计算机、技术物理5个研究室组成二分院,负责导弹控制系统的设计工作。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还于1961年成立了三分院,从事飞航式导弹系统的研究设计;1964年成立了四分院,从事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

  创业中托起航天大厦
  一分院建院初期,只有175人,8个研究室,聚集了如任新民、屠守锷、梁守 、庄逢甘等一批科技专家。1958年,聂荣臻、陈赓提出建议,经周恩来总理批准,隶属于北京市的飞机修理厂211厂,被划归到一分院,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火箭总装厂。老五院政委刘有光回忆道,211厂这个“老母鸡”是有功的,为中国航天下了很多的“蛋”(弹)。二分院成立后,调整组织了12个研究室和一个试制工厂,调集了全国知名的无线电专家蔡金涛以及包括吴朔平、黄纬禄、郝复俭、李蕴滋、沈家楠在内的30多位电子技术专家。
  虽然有了研制火箭、导弹的两个主要单位,但是很多急需的试验设施必不可少。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经济虽然极度困难、物资极度缺乏的条件,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是“绿灯户”,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钱给钱。搞火箭发动机试车,国家就拨款百十万元。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国防部五院相继建成了计算、材料、测量、强度、元器件等科研机构,增建和加速建设大型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箭系留试车台、全箭振动试验塔、热应力试验室、水力试验室、控制模拟试验室、超音速风洞、跨音速风洞和高速高温电弧风洞等28个重点工程,为火箭、导弹的研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962年4月,全弹试车台为了赶在“东风二号”前使用,施工单位展开了歼灭战。每天24小时,推土机隆隆作响、宣传广播喇叭声、搅拌机声、嘈杂的人声夹杂在一起,像一支战斗交响曲,工地上一片繁忙景象。特别是试车台主体工程地下五层钢筋混凝土墙厚达一米,施工单位又正赶上三九天,给浇灌混凝土造成极大的困难,夜里气温低达零下15℃至零下20℃,工人们一边被冻颤抖不止,一边还用蒸汽加温混凝土,确保了浇灌质量。为了完成数十公里长的控制和测量电缆的铺设,当时,731护校的一百多名护士兵停课,投入电缆铺设工作。在这些十几岁的女兵支援下,电缆铺设工作如期完成。
  1963年9月27日,“1059”导弹主级在刚完工的全弹试车台作验收性试车点火。当指挥员“五、四、三、二、一、启动”口令发出后,火箭一声轰鸣,打破了试车前的寂寞,发动机喷出的火舌像一条桔红色长龙,不断在试验铁塔下翻滚,此刻,掌声、笑声和欢呼声融为一个心声:我们自己建设的第一座全弹试车台成功了。
  一枚大型火箭,在发射、飞行中,由于内部工作或外部环境承受着点火、分离、推力振动、噪声、气动力等各种形式的动力干扰,在各股力量的综合作用下,极容易产生不稳定现象。为了保证火箭飞行的可靠性,火箭必须在振动塔上进行全箭振动试验。1963年竣工的全箭振动试验塔为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做了第一次全箭振动试验,保证了它的飞行成功。以后,全箭振动试验为各类运载火箭签发了一张张出场“许可证”。
  1964年,随着国家优先安排的导弹、原子弹尖端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加速发展我国空间技术的问题开始提到议事日程。特别是七机部成立后,导弹、火箭工业基本形成,中程、中远程火箭技术攻关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人造卫星的元器件、材料和设备的研制也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火箭发射场也有了较好的基础。这一切说明,我国研制人造卫星及其运载火箭的条件已经成熟。
  1965年,中国科学院受国防科委委托,提出《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该方案规划中科院负责研制卫星本体,七机部负责运载火箭,地面观测、跟踪、遥控系统以科学院为主、四机部配合研制。同时,国防科委开始研究建造远洋观测船。
  1966年初,中科院正式成立“651”设计院(即卫星设计院),并着手筹建有关试验室。同时,电子技术研究院成立“701”工程处,开展了卫星地面观测系统方案设计工作。此外,中科院安排了100多项空间技术预先研究课题。这些课题的研究成果,在我国后续的卫星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8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国防科委组建七机部的空间技术研究院,担负卫星研制任务,钱学森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并将中科院原来从事卫星工程的单位,划归空间技术研究院。由此,“651”设计院、自动化研究所、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等十几个单位的从事空间技术研究的力量,被调整到空间技术研究院,前期建成的一大批基础设施划到空间技术研究院名下,如动平衡机、精密转台、大型热真空环境试验设备、模拟空间飞行的仿真试验系统以及各种振动、冲击、离心、噪声等试验设备。其中一些设备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模拟卫星空间环境的大型热真空试验设备。1960年,以KM2为代表的空间环境模拟器设备研制工程开始了。为了保证卫星研制进度,KM2必须在卫星研制成功之前建成。建设人员争分夺秒,开始在北京郊外施工建设。当时选中的郊区被称为“北大荒”,那里是满族人留下来的一片坟地,没有路,没有树木,到处堆满了垃圾。初建成的试验室内也没有办公桌椅,没有暖气,地面时常灌满了水,青蛙就在水中游动……三年多过去后,我国第一个大型热真空试验室初具规模。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拉开了中国进入空间时代的大幕。这些基础设施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后,北京环境试验工程研究所和兰州物理研究所等单位又研制成功我国最大的KM4热真空模拟器等设备,为我国返回式卫星、试验通信卫星提供了试验设备。
  航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行各业的大协作。聂荣臻元帅高瞻远瞩,提出新型原材料、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精密机械、大型设备、测试技术、计量技术,即“开门七件事”,国内必须过关,否则,将成为发展我国尖端技术的主要障碍。为此,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全国范围内迅速形成了一个与尖端技术发展相适应的协作配套网,如化工部门研究新型火箭燃料、密封材料,冶金部门研究特殊合金材料,电子部门提供相关电子元器件……在航天工程的带动下,这些相关单位在促进我国工业技术发展的同时,也为我国独立自主地发展导弹、航天技术,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建三线巩固航天后方
  1965年,根据中央关于加强战备、加强三线建设,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的指示,七机部确定了“型号为纲,地区配套”的建设原则,决定在三线地区新建几个导弹、火箭的研究、设计、生产基地。
  1965年,在一分院、二分院、三分院、四分院等研究院的基础上,陆续在三线地区建设了061、062、063、064、066、067等科研生产基地。从此,一部分航天人高唱着“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的革命歌曲,豪迈地奔向贵州、四川、陕西等偏远地区,在崇山峻岭中摆开了建设的战场。
  1965年开始建设三线基地时,我国已经在北京地区开展了中程、中远程液体燃料火箭的研制工作,洲际火箭也开始了方案设计。但是北京的研制条件,特别是火箭发动机的研制条件,已经不能适应研制洲际火箭的需求。因此,七机部在三线基地建设中,把建设大型液体燃料火箭基地放在了首位,特别是把建设大推力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作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为此,在位于秦岭南麓的一条山沟里总推力达200吨的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被建设起来。一台台发动机在这里试验,长啸于青山翠谷。它在托起一枚枚运载火箭的同时,也创造了中国航天的一次次辉煌,成为中国航天史册上的“功勋试车台”。
  七机部的三线建设基本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进行的。由于受到政治环境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许多工程项目建设前期调研工作不到位,有的在未搞清水文地质条件的情况下就开工建设,不但导致了很多后遗症,也给科研、生产和职工生活带来了很多困难。但航天人期间表现出的艰苦奋斗精神却是可歌可泣的。
  1970年,七机部在陕西腹地组建材料工艺所,第一批17名先遣队员在一座叫“水陆庵”的小古庙里安营扎寨。当时山洪频发,四周无路,过河无桥。十几位同志冒着生命危险,腰间系根保险绳,下到河里捞木料加固桥架,终于沟通了至关重要“生命线”。那时,有活大家抢着干,从一块砖、一袋面到几百斤重的器材,完全是靠肩扛手抬从公路上运进驻地,白手起家,建起材料工艺所。
  正如当时军工队伍中流传着的一首歌所唱到的:“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不怕困难不怕强梁,任凭天空多变幻,哪怕风暴沙石扬,头顶烈日,冰雪宿营帐,饥餐沙粒饭,笑谈渴饮苦水浆,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航天的三线建设,改变了国家航天工业的布局,扩充了研制生产手段,增加了研制能力,几个建成的基地提供了一大批合格的航天产品,在我国航天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从1965年七机部成立起的10年间,随着空间技术研究院的成立,北京地区科研生产力量得到充实、加强,各个三线基地和上海基地相继建成,我国航天工业已经形成比较完整、配套的体系,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与此同时,我国航天发射场和地面测控网的建设也初具规模,各工业部门、中科院、高等院校承担航天协作任务的专业技术力量进一步加强,依靠全国范围内形成的这支雄厚的力量,我国研制了具有不同运载能力的系列运载火箭、不同用途的航天器。可以说,我国航天工业体系已经初步成熟。
  历史的车轮进入了21世纪,我国的航天工业基础已今非昔比。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成立后,经过改革和建设,已成为基础设施完备、专业齐全、配套紧密的国有特大型企业。随着载人航天工程二期、嫦娥工程的上马、实施,一大批相关重点基础工程又将相继立项建成。“十五”期间,集团公司提出了到2010年实现“两个1000亿”、铸造国际一流宇航公司的宏伟目标。如今,集团公司正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搏击风浪,奋勇向前。
  从中国人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护国利剑,到年轻的共和国的“兵器谱”日益完备;从中国人第一次激动地仰望太空,寻找那一颗属于中国的卫星,到今日要探测月球、欲与嫦娥相会,中国航天正在走向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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