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过去的低碳经济和气候变化合作会议中，作为协办方之一的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大放异彩，尽管由其承办的两个分论坛的时间加起来不过寥寥几个小时，却令来自各地的听众大呼过瘾。会后，人们纷纷打听这家此前罕为人知的实验室，这家机构的主任何建坤，也因此变得更为忙碌起来。
是的，又是低碳。清华低碳能源实验室，究竟是家怎样的机构？在以工科见长的清华，它又承载着怎样的梦想？
“实验室”三字一向笼罩着神秘的色彩。在美国影片中，实验室里面都是长长的迷宫般的走廊，一尘不染的白色墙壁，先进的智能管理系统，眉头紧锁、目不斜视的学者们来来往往、步履匆匆。因此，刚踏进挂着“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牌子的小红楼时，记者感到出乎意料。接待记者的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王赞基教授似乎早已预料到这种惊讶，他微笑着说：“这只是我们的办公楼，实验室并不在这里。一会我再向你们详细解释这件事。”
清华大学一向以工科著称。在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勋章”的23位功勋中，有14位是清华校友。有名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物理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都曾就读于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在对多学科综合交叉的能源领域有着独天得厚的优势。事实上，在洁净煤技术、先进核能技术、电网安全控制和先进输电技术、建筑节能和工业节能、能源系统分析和政策研究等方面，清华大学有多年甚至几十年的工作积累。”甫一落座，王赞基便向记者介绍道。
当然，王赞基并非是想向记者普及清华校史，他的重点在后头——“正是因为清华坚实的能源研究基础，因此，当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要‘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加强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结合’和‘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时，清华大学就开始筹划建设能源创新基地，并任命时任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的何建坤教授担任领导小组组长。2007年9月，胡锦涛在APEC第1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了应该‘发展低碳经济’、应该加强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表明了中国要走低碳发展的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2008年1月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
实验室成立后，瞄准国家重大需求方向，迅速筹备并建立若干个跨学科的研究平台，包括 “车用能源研究中心”，“低碳经济研究院”，以及三校低碳能源大学联盟。该联盟由清华大学与英国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组成，其中心办公室就设立在清华大学，而且所有合作项目首先要考虑在中国得到应用。
“ 我们当时想，美国、中国和欧盟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总和占世界一半以上，如果这三个区域中三所大学能够在能源领域开展紧密合作，一定能够在能源技术创新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为中国和发展低碳经济提供解决方案。”该联盟已经于2009年11月正式宣布成立，并于今年年初批准了首批四个合作项目。
王赞基是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教授，在该系承担教学、科研工作。实验室并无固定的研究人员——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会有凝聚力吗？
“在大学里建立综合性的研究机构和社会上独立研究机构不一样，要大限度地发挥大学的优势。研究型大学的优势在于，一是学科综合、基础扎实；二来研究生和博士后作为科研主力，队伍年轻且更新快，学术思想活跃，创新欲望强；三则交流非常活跃，对前沿的东西比较了解。这些优势在于各个院系中。”王赞基说，“所以，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如何围绕选定的方向，将分散在各个院、系的研究力量和科研资源整合起来，通过合作，争取做出重大的、有影响的成果。”
王赞基告诉记者，除了在低碳能源技术创新方面加强整合之外，清华大学还着力发展能源政策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在去年年底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以何建坤为首的5名教师以中国政府顾问团和谈判团成员的身份参与其中，为了地球的未来和中国的使命而努力。
上还有更多起步早的实验室，它们对推动科技进步有着非凡的意义。在这些实验室中迸发的思想火花，照亮了人类的历史。
美国大名鼎鼎的国家实验室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从某种意义来说，是科学界的麦加：自建立以来，共培养了5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和4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富有传奇色彩的现任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就曾担任该实验室主任。这位美国华[0.20 0.00%]裔因发展了“用雷射冷却和捕获原子的方法”而获得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德国的联邦技术物理研究所则孕育了现代物理学的两大基石之一的量子论。19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普郎克就是在这里发现作用量子，而在他之前，另一位对量子论起着奠基作用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者维恩也曾是该实验室的理论带头人。
国外的国家实验室通常是规模很大的独立研究基地。譬如在美国，有许多国家实验室是建在大学边上，甚至依托大学管理，这恰好能发挥研究型大学的优势和力量——人才与理论基础。很多大学的教授在国家实验室里担任领导或科学家。
看起来，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的管理模式似乎和国外实验室没有什么区别：研究者都是教授和博士，都建在大学边上或者大学里面。事实上，这只是看起来相似，其本质完全不同。
欧美国家实验室主要有两种管理模式，一种是政府管理，另一种是合同管理。前者大多从事于基本计量，高精尖项目，超大型的研究课题和国防军事任务，有些甚至是机构，由好几个国家联合承办；后者通常建立在大学附近，附属于大学或者是由大学代管。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就属于第二种管理模式。
和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的“第三种管理模式”相比，美国国家实验室都归口相应的政府部门管理，经费主要来自美国国会根据联邦机构研究开发计划的财政拨款；如今还增添了其它渠道，如通过竞争承担科研项目，为公司企业进行合同研究和技术开发等，这使得实验室运作更加灵活。欧美国家实验室大部分都是在战争时期所建，其研究基本针对军事。早期的军事功能决定了由国家承担其研究经费；发展到现在，实验室不再局限于军事，转而偏重于产业应用，因而出现了其它的筹款方式。
近来，欧美一些老牌实验室也面临着经费和产业应用的问题。譬如在享有极高声誉的贝尔实验室，自成立以来，共获26000多项。但现在，贝尔实验室也开始向“钱”看。更多的出色科学家开始致力于攻克那些能迅速转变为商业机会的技术，而非纯粹的科学研究。
经费来源的局限性让实验室在研究操作上受到很大的束缚，尤其是在面对一些有很大潜力、但短时间内无法应用的基础学科研究时。而基础学科的薄弱，则会影响日后应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与提高。但清华起步很快，三校联盟的首批四个项目，就筹得了300万美金项目经费。
水木清华，钟灵毓秀。对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追求，形成了清华独特的精神魅力。离开低碳能源实验室办公楼时，黄昏薄暮，隐约能看见金黄色的阳光。这样的天色，似乎在暗示着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