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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亟须走出“转型陷阱”

行业聚焦点中国仪表网2012年04月05日 09:53人气:9351

  近两年尤其是今年以来,改革骤然成为中国热度最高的一个话题。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70次提及改革一词,频率之高超过了他所作的历届《政府工作报告》。
  
  事实上,正如多数国人普遍感触到的,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特征是改革,九十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那么,进入21世纪后的这十年,维稳似乎压倒前者成了主要的基调,改革则因共识破裂、动力不足而陷入蹭蹬不前的阻滞状态。而今,举国上下缘何又高扬起改革的话语了呢?
  
  笔者以为,当是时也,改革旋律高奏,固然与今年恰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暨中国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二十周年这一历史节点有关,更是因目前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所迫。
  
  众所周知,一方面,中国经济已历经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若要保持良性的可持续的发展态势,必须进行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变革,这一切,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密不可分,后者成为前者的必要保障和前提。
  
  另一方面,由于必要的行政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和异化,致使中国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区域与区域及社会各阶层之间不均衡发展的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即以贫富分化现象为例,国家统计局自从2000年公布全国基尼系数为突破国际警戒线0.4,达到0.412后,十年间再未公布此项数据。来自的最近声音是去年底,国家统计局小康进程报告中含糊其辞地提及2010年基尼系数比2000年略高。现时普遍得到社会认可的中国基尼系数,为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计算出的0.48,已十分接近0.5以上的收入差距悬殊标准,但由于大量隐性收入未被计入,实际基尼系数要比这个数字还高。
  
  中国发展不均衡的程度之所以如此严重,民间对改革的态度之所以由支持到反感,与原本凝聚了全民共识、旨在增进全体国民福祉的良性改革渐渐步入“转型陷阱”有关。
  
  “转型陷阱”一词出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今年2月底推出的第三份“社会进步研究报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这份由孙立平教授撰写的报告指出,中国现在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转型陷阱是指,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
  
  通俗地说,这个转型陷阱即是指,随着中国改革的推进,与改革相伴生的既得利益集团(或阶层)逐渐裹挟了改革,改革因这一集团(或阶层)的羁绊而陷入“前不巴村”(看不清目标)、“后不着店”(难以回头)的阻滞状态。
  
  正在召开的两会上,有不少代表委员就直言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掣肘。譬如,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明确指出:“现在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利益格局的影响。我们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政府头上开刀。”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省长朱小丹也直言不讳地说:“当前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既得利益集团,政府改革最大阻力也来自政府自身,改革改到政府头上,究竟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这是一次很大的考验。”
  
  这充分说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相当一部分,执政党和政府中的相当一部分决策者,对当前中国改革的症结所在有着清醒和理智的认识。
  
  中国改革之所以陷入转型陷阱,主要是因为改革主体和改革过程缺乏所有相关利益群体(即全民)的参与和监督,改革成为了少数人自说自话、铤而自肥的“暗箱操作”。
  
  这一现象最明显地表现在立法层面,人们通常用“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来概括。职是之故,一些可能损害利益集团或部门的法律迟迟不能出台,出台后又得不到有效执行,起不到预设效果。例如,《反垄断法》千呼万唤始出来,且最后文本大大弱化了对行政垄断的制约,只有在作为部门利益斗争工具时才被使用。再如,一部与房地产业密切相关的《物权法》,辗转八年,五次提交审议。其间,历经风波无数。但很遗憾,被民间寄予厚望的《物权法》仍未能对“公共利益”作具体界定,给强势集团假“公共利益”之名巧取豪夺公民合法财产留下了空间。又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修订和出台,可谓历尽劫波。因为,这种法律的出台,必然要触动许多靠“征地”和“拆迁”发财者的“奶酪”。一个可喜的消息是,温家宝总理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今年制定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但愿这个条例的出台能终结众多毁家失地者的血泪。
  
  既得利益阶层的强势坐大,使得中国改革成果的分配严重不公。仅以医疗资源为例,据中科院2006年的一项调查报告公布,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与此相对照的则是,广大城乡低收入群体医保的严重不足和低水平,而他们恰恰是最需要公共医疗资源的群体。
  
  这种因既得利益阶层的羁绊而使中国改革陷入“转型陷阱”的状态必不能长期存在,因为,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的容忍度是有限的,一旦突破临界值,改革将会有被彻底埋葬的危险,社会也将会有失序的隐忧,这也就是现在的年维稳经费达7000亿元的现实根源。
  
  为了“维稳”不再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基调,为了“和谐社会”的早日建成,中国改革必须毅然斩断既得利益集团的控驭和羁绊,奋力走出“转型陷阱”,驶向开阔地带。中国改革必须明确自己的正确目标和方向,不畏浮云遮望眼,将身立定兆民间。
  
  简言之,中国改革的总体取向只能是“公平”和“正义”;中国改革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建设高度文明的良善政治,增进每个国民的福祉;中国改革的方式应该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民间创新良性互动,循序渐进,在量变积累到适当程度时方促成质变。
  
  中国改革目下可以启动的基本内容应该是所在多有,诸如:彻底终结带有身份制残余的二元户籍制度,给全体公民以普适的国民待遇;如俞可平先生等所说,率先推进党内民主改革,进而带动社会民主改革;从扩大税收、预算等财税制度的透明度、民主参与度入手,撬动政府改革,建设公共服务型有限政府;从扩大舆论监督、社会监督入手,建立公民权利对公权力的制衡和监督机制;大力推进司法独立,确保司法公正,捍卫社会正义的最后守护神,形成公权力之间的分权制衡机制;提升基层自治的层级,试点推行乡域、县域民主自治;等等。
  
  正如前述汪洋代表所说的,要真正推进这些改革,最重要、最艰难的,“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政府头上开刀”。
  
  西哲黑格尔曾经说过一句让中国人非常丧气的话:“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黑格尔的意思大概是说,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没有发生包括制度文明、政治文明在内的精神文明的重大创新。姑且不论这是否黑格尔对中国历史的轻率的偏见,我们可引为警鉴和自励的是,坚决打破转型陷阱的中国逻辑,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主流文明,重新书写中国从“本质”上“进步”的煌煌历史。
  
  我们有理由相信,21世纪的中国改革一定能够打破黑格尔的“诅咒”,中国改革之舟一定能够穿越历史的三峡,锦帆高张,顺流而下,以济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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