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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钦:能源要发展 装备需先行

行业聚焦点中国仪表网2012年07月11日 14:35人气:9204

  导读: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能源装备制造业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进入到由“大”变“强”的关键阶段。能源装备制造业必须走向高技术、高品质和高附加值已成为业内共识。为此,专访了原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办公室副主任董必钦老人,回顾近年来我国能源装备的发展历程。
  
  近年来,我国在能源领域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特别是能源生产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能源行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体制改革步伐加快,市场机制逐步完善,能源效率有所提高,环境保护得到加强。这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先进能源科技的支撑。能源科技的进步既是能源行业发展的前提,也是推动能源行业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能源需求的增长,能源行业的加快发展也为我国能源科技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和难得的历史机遇,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记者:我国现阶段能源生产和消费总体形势如何?
  
  董必钦: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阶段,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能源消耗和保障能力均有较大提高,我国现已成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到2010年,我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达29.9亿吨标准煤,较2005年增长38.4%,稳居世界第一能源生产大国;人均一次能源消耗平均水平为2.38吨标煤、人均天然气消耗量88立方米、人均电力装机0.69千瓦,分别比2005年提高了32%、2.4倍和0.29千瓦。近几年来,我国能源产业发展迅速,能源产业装备的产能与水平得到明显提高,电力装机翻倍增长,居世界第二;电网总规模居世界第一。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得到较快推进,核电、水电和可再生能源进入产业化、规模化发展阶段,跃上新台阶,呈现新面貌。其中水电总装机2.1亿千瓦,居世界第一;核电已投运装机1080万千瓦,在建规模占世界的40%;风电装机规模达4000万千瓦,跃居世界第二。非化石能源装机比重达26.5%,西电东送工程,北、中、南三个通道的输送能力超过6900万千瓦,油气国际大通道建设,取得新突破:海外权益油产量近5000万吨。节能环保成效明显,累计关停小火电机组7000万千瓦以上,30万千瓦及以上机组占全部火电装机总量的79%;火电供电标准煤耗较2005年下降35克,国内最先进的100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供电煤耗达282克/千瓦时,创世界最优记录;烟气脱硫机组占全部火电机组的76%、单位电量SO2排放比2005年减少50%。
  
  记者:我国当前能源装备制造处于什么水平?
  
  董必钦:能源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有了显著提高,其中发电设备制造业是我国装备制造业中竞争力较强的一个产业。近几年来在国内电力需求井喷式增长的拉动下,通过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高水平的技术改造及改制重组,上海电气、哈尔滨电气、东方电气三大发电设备集团公司竞争力有了显著提高。据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采用对标法和加权综合指数评价法对这3家企业及国际上9家著名发电设备制造企业综合竞争力的评价,上述12家企业的传统格局发生了变化,我国3家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已由过去的下游跃居中游,处于第5~7位,特别是实物市场占有率、利润率、产品价格等都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目前差距较大的主要是在研发经费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粗放式发展方式还未根本转变,片面追求规模和速度倾向依然存在,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与工业发达国家比仍有较大差距。某些装备的核心技术仍需依赖国外,产业基础有待加强,部分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呈现同质化恶性竞争等问题。表4给出我国3家企业与国际上9家著名企业竞争力的评价结果。
  
  能源装备出口规模和比重进一步提高,发电设备出口机组占国内生产能力的15%,2009年出口机组容量达1648万千瓦,同比增长13%。出口区域进一步扩展,实现了从传统的东南亚、中东向非洲、南美洲拓展,与美国、俄罗斯、欧盟以及新兴经济体在能源装备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出口产品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出口产品已由单机出口向成套设备出口转变,如上海电气和哈电集团在2010年与印度分别签订了36套和16套单机容量66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合同。
  
  记者:近年来,我国能源装备制造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有哪些成功经验?
  
  董必钦:“能源要发展,装备需先行”。总结近十年来我国能源装备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依托国家重点工程项目需求,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科研投入,形成“四位一体”的能源装备创新体系;健全与完善行业管理,加强能源政策制定和法制建设;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坚持改革开放,实施联合引进、联合消化吸收创新的国家推动模式是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
  
  记者:我国政府在此期间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效?
  
  董必钦: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经济运行机制改革与发展,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愈显突出,依托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需要,按照市场化运作模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组织首台套重大装备的研发、生产和应用。同时应发挥政府对战略性产业的支持、协调功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特别是重大能源装备研发、生产和推广,更需要政府部门从国家整体长远利益出发,做好跨部门、跨地区、跨学科组织与协调,做好装备制造企业和使用单位的相互支持、配合和应用。这是我国20多年来成功的经验。为此,国务院于2008年成立了国家能源局、于2010年元月成立了国家能源委员会,是我国最高层次的能源议事、协调、决策机构。其主要职责负责研究拟定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审议能源安全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统筹与协调国内能源开发和能源国际合作的重大专项,它的适时成立对构筑稳定、经济、多元、清洁、安全的能源体系,更好更快调整能源结构发挥了积极作用。政府是项目的倡导者、组织者、推动者;企业是项目的执行者、责任者、受益者。
  
  “十一五”期间,在国家能源局内设置了能源节约与科技装备司,具体负责组织实施能源装备的自主化与国产化工作,在诸多领域取得长足进步,成效显著。
  
  例如在推进核电等发电装备方面,针对AP1000及在建的核电工程,大力推进大型铸锻件、关键泵阀和仪器仪表及自动化控制系统等关键部件的自主研发和示范应用,加强与完善了市场准入机制,成立国产化工作组和专家委员会。
  
  在稳步推进超高压输电工程装备方面,以皖电东送工程、云广工程、向上工程等为依托,积极稳步推进特高压1000kV交流、±800kV直流输电装备国产化。使我国大型特高压交直流输变电装备进入世界领先行列,国产化率分别达到90%和70%。。
  
  在大型水电装备方面,以三峡工程建设为依托,实施技贸结合、转让技术、联合设计、合作制造推进单机容量70万kw大型水电发电装备的国产化,使我国水电发电装备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记者: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装备是科技的载体,”可以说,创新是能源发展的第一驱动力,我国能源装备在创新上有哪些做法?
  
  董必钦:能源装备的发展,必须坚持立足国情,转变发展方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行“提效优先”,建设“重大技术研究、重大技术装备、重大示范工程及技术创新平台”四位一体的能源技术创新体系。国家能源局根据我国经济社会的不同阶段,站在国家利益的基点上,围绕“节能、高效、多元、安全、低碳”,前瞻性地选择一批重点行业、重点产品与关键技术列为国家重点,实施举国体制,“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优势互补,大力协同,迅速取得了突破。为提高能源装备创新能力,国家能源局分三批建立59家国家能源研发中心,其中属能源装备的占绝大多数,为53家。每个中心的建设平均投入3亿元资金,其中中央投入3500万元。这批中心的建成已初步显现巨大的作用。“十二五”期间,国家能源局确定了19个能源应用技术和工程示范重大专项,规划了37项重大技术研究,24项重大技术装备,34项重大示范工程和36项技术创新平台。
  
  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支持下,加大企业的技术改造力度,形成了一批能源装备制造基地,产业布局得到优化。如通过技改使我国三大发电装备集团综合产能均超过3500万千瓦,成为发电设备制造大国。在再生能源的风电领域,经过近5年来的快速发展已形成了1.5MW及以上风电设备的完整产业链,产量居世界第一,国产化率达80%,单机容量为5MW、6MW风电机组已相继下线。华锐、金风、东电三家企业已连续三年进入全球风机十强。油气领域通过引进技术、自主开发和国际合作在天然气液化、油气长输管线、海洋石油工程等重大技术装备的自主化、国产化方面均取得了多项成果,并在工程中得到应用。在煤矿综采领域,通过“十一五”期间十三项大型煤矿项目建设,已基本上实现了年产600-1000万吨矿井综采设备的自主化,摆脱了“四机一架”长期以来依赖进口的局面。
  
  记者:政策健全与完善,是行业发展的基本保障,近年来,我国都出台了哪些政策,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
  
  董必钦:近五年来,国家能源局在推进我国能源产业发展方面,十分重视能源法规建设健全与完善行业管理。围绕能源开发、利用、装备、监管等各个领域环节加强了法律法规的建设,实现从政策治理向法律治理转变。在“十一五”期间,先后制修订了《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以及有关电力、煤炭、核能等领域的相关管理办法和配套法规。国务院有关部委,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例如2007年1月27日国务院四部委发布的《有关重大装备进口税收政策通知》,并制定与实施了11个专项政策。2007年财政部下发了《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及2009年国务院四部委联合下达的《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创新指导目录》等。根据能源产业的不同特点与现状,充分发挥和调动各行业协会的作用和调动各自的积极性。这些举措对能源装备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做到了科学、有序、高效。
  
  记者:企业是发展的主体,我国企业在能源装备发展中是否发挥了应有作用?
  
  董必钦:总结近几年来在能源装备领域中,涌现出不少优秀企业,在推进能源技术与装备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坚持再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许多成功的经验与做法,值得总结推广。
  
  例如,神华集团在实施煤炭直接液化国家示范工程和大型矿井综采设备自主化过程中,他们充分发挥了装备使用企业的主体作用,充分表现出行业龙头企业和国有大型骨干企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我国煤炭行业的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化、国产化中,起到市场推动和引导作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他们主要经验为:1)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矿井综采设备中首先抓住了液压支架,做出成效,它在矿井的价值约占井下采掘设备的50%。2)实施战略合作,突破首台业绩。积极推进与航天科技集团、上海电气集团等优势企业协同合作,跨越发展。3)整合核心技术资源,提升研发创新水平。主要体现在成套装备中的电液控制系统和安全监管系统的开发。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在风电发展中的经验与做法值得特别关注。该集团成立于2006年初,到2008年已成为国内风电行业排名第一,2010年进入世界排名第二,他们的“三个坚持”值得总结推广——坚持技术领先战略;坚持自主化、规模化、大型化战略;坚持全面落实服务一体化战略。
  
  英利集团在发展光伏装备产业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与做法,具体表现在“四个领先”,建立“互动创新”模式,包括顶层创新与一线创新互动、专项创新与链条创新互动、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互动;创建全球光伏知名品牌优势;形成最完整的产业链优势;发挥独特的企业文化优势。
  
  记者:在发展模式中,我们有哪些特别的做法值得推广?
  
  董必钦:总结与吸取能源装备发展的历史经验,寻求改革发展的新途径,抢占未来能源装备的新高点。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能源产业一直被列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我曾在“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发展战略思考”一文中,曾提出过四种发展模式,其中三种模式在我国能源装备发展历程中,都得到过成功的应用。
  
  以大型火力发电成套设备为代表的“引进技术型”。1981年,我国采用购买“专项许可证”的方式从美国西屋公司、燃烧公司引进了亚临界300MW、600MW亚临界火电机组的设计制造技术;从美国伊巴斯科公司引进电站工程设计技术。从10个国家引进了128项配套设备的设计制造技术,派出近千名技术人员到8国38家厂商进行培训;近万名科技人员进行科研、工艺试验,转化了千万张图、上千个计算程序,攻克了上万个工艺难点;国家投资1亿美元及30亿人民币进行工厂改造。经过300多家主辅机企业7年努力,1987年、1989年第一套引进型300MW、600MW机组投产发电,各项技术经济指标达到了国外公司的设计保证值,标志着我国大容量火电机组设计制造技术进入世界行列。目前300MW、600MW火电机组已形成了批量生产能力,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80%。在此基础上,自主研制成功600MW、1000MW超临界和超超临界机组。我国在大型火力发电设备的发展过程中,依靠国家推动取得了巨大成绩。
  
  以三峡工程所需的大型水力发电机组为代表的“合作生产型”。三峡工程所需700MW水轮发电机组的国产化,也是“国家推动”模式的成功案例。三峡工程所需的26台700MW水轮发电机组是当今世界上顶尖级的高技术装备。国务院决定分两步走:左岸14台以引进国外设备为主,右岸12台立足国内,并提出了“技贸结合、转让技术、联合设计、合作制造”的方针,实施了装备采购合同与装备技术转让合同,同时签订同时公布的原则。1996年6月,三峡左岸机组采用国际招标,规定投标商必须与中方有资格的企业合作,进行联合投标。14台一次性招标责任方为外商,前12台以外商为主,中方分包额不低于总价值的25%。后2台机组则以中方为主,要求外商和中方联合设计、合作制造,并向中方转让技术,中方确定哈电和东电两家中方企业为技术接让方。在参与三峡左岸电站机组的制造中,两企业完全掌握了当今世界最先进水轮发电机组的设计和制造技术。三峡右岸12台机组,采取了与左岸机组不同的处理办法,在国际范围内进行邀请性招标,结果4台机组被法国阿尔斯通夺标,余下8台机组订单被东电和哈电各拿到4台。哈电和东电之所以能拿到订单,正是因为他们通过对左岸工程中转让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进行第二次开发,使中国大型水轮发电机组的设计制造技术仅用了7年就进入了世界先进水平。同时紧密结合三峡工程建设需求,组织国内企业和科研单位,针对三峡工程建设中所需的施工机械,通航装备,专用水工装备和输变电装备等领域开展科技攻关和自主创新,取得了多项科技成果,替代进口,填补国内空白,实现了我国大型水利水电枢纽工程重大技术装备的国产化。
  
  以北煤南运工程所需的系统成套装备为代表的“自主创新型”。20世纪8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是能源短缺,运输紧张,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务院做出了兴建大秦煤运专线,开行单元重载列车,开展海上“煤运”通道,为此组织了国内有关部门及单位,开展了陆上和海上两个“装”、“运”、“卸”系统装备的研制和开发,这些装备主要立足于中国国情,自主设计与制造,同时也进口了个别设备,实现北煤南运工程重大技术装备的国产化,于1988年建成投运,1999年通过国家验收,在实施这项工程过程中,系统有效地解决了多项技术关键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产品,确保了北煤南运工程的建成投产,出色的完成了晋煤外运,确保了我国电力工业快速稳定发展。它的成功实现为我国提供了一条“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率”的创新之路。近20年来大秦煤运专线在原有基础上,又有了新的跨越,单列运量由万吨级提升到2万吨级,专线运量由一亿吨提升到4亿吨,整体水平进入国际先进行列。2008年我国南方冰雪灾害后,胡锦涛同志专程视察了大秦煤运专线,誉称“这是我国能源战略生命线”。
  
  总之,总结与吸取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我国能源装备产业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作用,任何艰难险阻可以战胜,任何人间奇迹可以创造。回顾和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现在和开辟未来。美好的明天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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