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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清华教授撰文“炮轰”中国科研基金分配

行业聚焦点中国仪表网2012年09月18日 11:25人气:25466

  导读: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因施一公、饶毅两位生物学学者联合撰文“炮轰”,又成焦点。这篇“檄文”,是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在9月3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文章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并没有对中国的科研起到应有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
  
  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因施一公、饶毅两位生物学学者联合撰文“炮轰”,又成焦点。
  
  两人都有国外学术经历。施一公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回国前,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教授,也是该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饶毅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回国前是美国西北大学神经内科学ElsaSwanson讲席教授。
  
  这篇“檄文”,是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在9月3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文章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并没有对中国的科研起到应有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
  
  更为致命的是,尽管中国绝大多数研究人员经常嘲讽这种基金分配体制,但多数科研人员又选择了接受它: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以及官员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两位学者缘何选择在这个时机发表此文?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又究竟存在哪些问题?
  
  如果不认识人,根本申请不到经费
  
  美国杜克大学药理学系教授、中国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王小凡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两位教授“炮轰”的原因恰恰在于,二人都有国外学术经历,不愿意让科研时间荒废在无谓的人际交往中。
  
  王小凡透露,这篇社论,已于近日由有关部门递给中央高层领导,相关批示,也已经下达给了科技部等有关部门。
  
  科学界不少人士对施一公“零容忍拉关系搞科研”的态度都有耳闻:曾有从海外归来、加盟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年轻教授问施一公,在中国,一个年轻科研人员每周应当花多少时间出去拉关系,以便将来在基金申请等方面得到照顾?施一公的回复是“一分钟都不需要”。
  
  当时,刚刚从普林斯顿大学回来,加盟清华大学的施一公认为,年轻科研人员在中国,一定是可以靠实力崛起的。不过,两年过去,施一公当初的设想明显过于简单。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一名年轻科研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作为一个底层科研人员,如果不认识人,根本申请不到经费。
  
  “这个圈子这么小,人家掌握着钱,你要是不听话,你的经费就等着被掐掉吧。”这名科研人员称。
  
  类此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乱象,近十年来,屡被提及。王小凡告诉本刊,十年来,科技部为扭转科研基金申请私人关系重于优胜劣汰的现象,亦做了不少努力,现在问题不能说是扩大了,但依旧还存在。
  
  对于本刊记者的疑问,饶毅通过邮件提供了他的解决方案: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应当从传统人治体制,转向竞争优胜体制。
  
  这几乎与此前历次争论所得结论并无二致,但改革却是方向明晰,脚步驻足不前。正如《科学》杂志这篇社论所述:全面改变这一体制并非易事。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者,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
  
  行政人员主导分配过程
  
  本刊记者了解到,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主要来源有两大块:一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基金委),二是科技部的“973”、“863”等项目。尽管同属国家科研基金来源,二者却在申请、评审的道路上大相径庭。
  
  对基金委的经费分配,多数科研人员意见并不大。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院长高抒向本刊表示,基金委员会采用依靠专家、同行评议的方法来决定项目取舍,行政干预较少,在科技界的声誉较高。
  
  王小凡也说,基金委支持的项目,多为自由探索性项目,很少有立项环节,也就相应更加公开透明,甚至能做到引入海外科学家进行项目评审。
  
  “科学具有不可预见性,国家重点支持的项目,可能出不了成果,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项目,却可能成为重大突破,所以,我们更应当让科研自由竞争。”王小凡说。
  
  尽管程序相对而言更加严格规范,但基金委的资金,其实只占整个科研基金的小头。相比科技部动辄几千万、上亿的经费,基金委的资金只能说是“小意思”。
  
  引燃矛盾的是《2006年~2020年科技发展中长期计划》的公布。饶毅介绍,中长期计划会选出10~20个大课题,每个课题将给予最高达100亿元的经费资助。这一资助额度即使在国际上,都堪称巨资,仅一个课题就可能“超过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经费的总额、甚至超过自然科学基金1986年成立迄今18年的总经费”。
  
  真正令学界难以接受的正是这些大课题:课题的提出,是少数行政人员指定少数专业人员,内部讨论形成,开了许多会,多数都是走过场,过场也被科技部的行政人员掌握。
  
  为此,早在2004年,饶毅等11名学者就联名给政府高层写信,质疑生物大科学项目:大型的生物医学计划科研项目不但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反而阻碍了良性竞争,扼杀了科学家的创造性,也严重妨碍了人才培养。
  
  施一公也在此次11名学者之列。他指出,“大科学”项目有三大坏处:阻碍良性竞争;重复建设的项目很多;用固定的方式做试验会抑制人才的创造力。
  
  信中还呼吁,国家应当积极鼓励一大批小实验室公平竞争科研基金,充分发挥科学家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因为几乎所有这些重大发现都不是在事先预测和计划的科研项目中取得的。
  
  “官学勾结”
  
  饶毅介绍,科研基金立项方面,主要的模式,还是由上而下出项目选题,部委每过几年,就设立一些计划,通常也是比较大的课题,这些计划,多数是官员和行政人员为主导想出来的。
  
  很明显,能“搞定”官员和行政人员,便能得到一份对自己有利的立项以及申请指南。高抒称,限于中国体制,研究员如果弄不到项目,自己的生活都会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指望他们干什么?”
  
  而在项目的评审方面,问题则更大。一位不愿具名的科研人员向本刊指出了这种模式的弊端:只要把专家或评委的人,安排到项目中去,就会得到他们的投票,再等重大科学项目通过后,将具体的项目分给其嫡传弟子和好友。
  
  高抒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现在有的研究员,一年中花费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来拉关系,申项目,一些教授的科研基金就是靠与个别官员和科学家拉关系得来的。
  
  施一公就曾被其他研究机构的人试图“搞定”。一次项目评审时,他周六下午刚接到通知,结果周日上午手机里就收到6个陌生人发来的短信:“请多关照”、“欢迎来我校做学术报告考察交流”……
  
  “我当时很纳闷:这些人是怎么知道我当评委的,我的手机号码是谁透露给他们的?”施一公说。
  
  据媒体报道,2005年时,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周振鹤也曾遭遇过“身份泄密”。泄密前,他曾给过一个项目否定意见,谁知,项目负责人当即就找到周振鹤,表示周振鹤给的否定意见,他已经全部看到了。
  
  在当天的日记中,周振鹤如此描述自己的心情:“我一点也不怀疑该项目申请人的态度是真诚的,但当他在跟我通话时,我仿佛感到自己像是被剥了衣服,放在手术台上让申请人做解剖一样。”
  
  施一公将这种状况称为“官学勾结”:有关部门的司局,既管项目、经费,又负责组织专家评审、验收;握有实权的司长、处长,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评审组的组长人选,就可以决定这个项目怎么执行;而一些“大款科学家”,被指定当组长后,控制的项目经费少则几千万、一两亿元,多则几个亿、几十亿。两者心领神会、默契配合、相互支持,结成共存共荣、难以打破的利益共同体,害莫大焉!
  
  饶毅曾对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作过一次调查,调查发现,这个研究所平均每位研究员有7个项目,经费时间为两到三年。而同样的数据,在美国则是每位研究员两到三个项目,经费时间四至五年。
  
  “结果是,国内的科研人员实际上花了很多精力在经费申请和项目汇报上,反而无法集中精力做最重要的事情——科研。”饶毅说。而据王小凡调查发现,国内部分科研“大牛”,真正花在做科研上的时间,实际上不到他总时间的三分之一。
  
  需建立事后评估制度
  
  “施一公和饶毅这次写的文章,是一次改革的契机。”王小凡称,科技部的领导最近频频约见科学界人士,征求改革方案。
  
  而在施一公和饶毅的文章里,也将近期作为打破中国科研基金管理各种潜规则的时机:(以后)所有新的研究基金,必须基于学术优劣分配,而不再依赖私人关系。
  
  高抒向本刊记者表示,现在的核心问题是科研项目与个人灰色收入相联系,只要斩断了这个联系,就如同釜底抽薪,人们不会再热衷于“搞项目”。对于出路,他提出要对研究人员搞“年薪制”。“国外科技先进的国家,不仅有多渠道的资助,而且用年薪制来保证科技人员能够过体面的生活。研究项目是为了支持研究的,不是为了挣工分的。”他说。
  
  中科院地质地球所所长丁仲礼也对本刊表示:一个国立的研究机构在制度上要明确:单位经常性的经费和竞争性的经费要有一个恰当的比例。正常的情况应该是经常性经费大于竞争性经费。“国外都是这样的。什么都搞竞争,竞争太多了不是好事,导致很多科研人员放弃长远性危险性的项目,而选择马上就能出成果的项目。”
  
  在被科技部和中科院人士约见时,王小凡提出,应当将未来中国每年增长的20%的科研经费,拿来作为改革试点。“这部分钱,要按照学术优劣来分配,要建立好的监管机制,以及事后评估机制。”
  
  王小凡提及的监管机制,主要是建立回避制度:评委要“能上能下”,假如申请者中,有与自己合作过的单位,甚至是自己单位的同事,或者亲戚之类的,就要自动退出评委职位。
  
  “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约束,还要制度化:评审前要签名保证不存在上述情况;而一旦被发现,被举报,三至五年里都不被允许再做评委,甚至限制其自身申请科研基金。”王小凡说。
  
  王小凡称,这个建议到了有关部门后,仍然遭遇抵触,主要是说,有的领域,我们的专家太少了,怎么办?
  
  这的确是一大难题。一位科研人员告诉本刊,一次食道癌项目的评选,来评审的评委里,居然有研究陶瓷的院士。“这是要批评我们的院士不自重呢,还是感叹找不到足够多的评委?”
  
  对此,王小凡说,这种情况下,为何不邀请那些在国内没有实验室、没有利益冲突的国外科学家来做评委?
  
  在事后评估机制上,王小凡建议,前一个项目做得如何,要作为后一个项目能否成功申请上的前置条件。记者了解到,除了例行的项目汇报制度,在科研项目评估机制上,中国几乎是缺失的,申请时得跑关系,拉人脉,但一旦申请上,对项目本身,甚至对钱的监督,就很少了。
  
  “经费申请回来,科研机构先拿走三分之一,申请者再拿走一半,这在前段时间几乎成为惯例。”上述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科研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也是因此,评委可以直接打电话给申请者,要求拿走一些经费,“因为他手下的教授对这个项目也很感兴趣”。
  
  “这是礼貌的说法,你要知道,你能拿到这些钱,是因为人家给了你支持票。你敢不给么?不给的话,这可能就是你最后一次申请到科研经费了。”这位科研人员说。
  
  而对于王小凡所提建议,这位科研人员称,类似制度,国内并非没有想到过,可如果监管者尚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设计再精致的制度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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