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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德院士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登

行业上下游中国仪表网2012年10月27日 08:55人气:21231

  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林俊德研制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在第一时间就准确地测到了核爆炸的冲击波数据。当周总理问,这次爆炸是不是核爆?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根据林俊德提供的数据,坚定地向总理报告,测量数据证明是核爆。
  
  林俊德把爱党报国视为天经地义。即使遭遇挫折,他也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上世纪60年代末,他因为所谓的“海外关系”被确定转业。后因试验任务需要,又被留了下来。有些同志为他鸣不平,劝他干脆离开戈壁滩到大城市去发展,他回答说:“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我怎么能因此抱怨组织,放弃我钟爱的事业呢?”
  
  1997年,从基地总工程师岗位上退下来后,他依旧亲自担纲10多项重大国防科研尖端课题研究,一年中有近300天都是在大漠戈壁、试验场区度过的。
  
  林俊德把开拓创新当作毕生追求。他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钟表式压力自记仪,这种仪器在我国第一次导弹核武器、第一次氢弹乃至整个大气层核试验阶段,完整测得了冲击波数据,为我国核武器威力确定和爆炸效应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他推动建立了我国地下核试验特定地质条件下的力学测量体系。他发起了核试验地震核查技术研究,为我国参与国际禁核试核查赢得了重要发言权。
  
  林俊德把牺牲奉献融入灵魂血脉。当年,我们国家搞核试验是高度保密的,这意味着一辈子隐姓埋名、只干不说。许多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回国后销声匿迹,引发外国政府和同行的种种猜测。直到今天,林俊德的许多成果还不能公开,很多论文还不能发表,甚至一度影响他评选院士。
  
  特殊年代,林俊德默默奉献;时代变了,他依然默默坚守。当选院士后,他给自己立下“三不”原则:不是自己研究的领域不轻易发表意见,装点门面的学术活动坚决不参加,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事情坚决不干。
  
  在学术上他铁面无私,对待年轻人却甘为人梯。作为科研带头人,他主持完成了许多重大科研项目,但在申报成果奖时,却常把自己的名次往后排。基地两次想推荐他申报何梁何利奖,他都推辞,把机会让给年轻人。有一次,上级机关邀请他出任某专家组成员,他推荐了一位36岁的博士,并解释说:“让他进专家组更有利于这项事业的发展。”
  
  即便是身患癌症后,林俊德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未完成的科研项目,在生命的最后8天,他3次拒绝手术治疗,强忍病痛整理资料;在生命的最后3天,他3次打电话指导科研工作,两次召集课题组成员布置后续任务;在生命的最后1天,他9次请求下床工作。
  
  弥留之际,林俊德留给组织的一句话就是:“把我埋在马兰”。住院时,他身上插着4根管子、头戴氧气罩却依旧手握鼠标工作,那是他用一个战士冲锋的姿态跨越了生死之界,他跨越的是如此壮美、壮烈!
  
  “发狂”工作的核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总装备部某基地研究所研究员邱爱慈
  
  我和林俊德是同事,我们都是从“两弹一星”那个火热年代走过来的,同样的理想抱负,同样的事业平台,同样的成长经历,让我对他有着更深的了解。
  
  林院士常说:“一个人的成功,一靠机遇,二靠"发狂"。”林院士的“发狂”,就是在艰苦创业时期,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林俊德受命研制测量核爆炸冲击波的仪器。冲击波测量是速报核武器爆炸当量、确定力学破坏效应的重要手段。这种仪器使用环境十分恶劣,研制难度很大,最难的是动力问题。
  
  怎么办?有一天,受街上电报大楼钟声的启发,林俊德产生了灵感决定用钟表发条作动力,并在反复实验后,选定了闹钟响铃结构,攻克了“动力”这一难题。他据此研制出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只有罐头盒大小,现在看很简陋,但当时立了大功、成为功勋装备,在以后的核试验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不媚外、不迷信、不跟风,坚持走自己的路,从原子弹到氢弹、从大气层核试验到地下核试验,林院士在自主创新上有一股“发狂”的拼劲。回顾创业初期的那段岁月,正是有一大批像林院士这样“发狂”工作的科研人员,我国不但成功炸响了原子弹,而且用比其他核大国都短的时间炸响了氢弹,创造了让国人振奋、令世界震惊的“中国速度”。实践证明,在核试验领域,凡是外部封锁最严的,恰恰是我们国家发展最快的、最好的。
  
  核试验有很高的风险,林院士从事的是核爆炸力学研究,他总是距离危险更近,接触危险更多。有一次核试验后,他带领速报小组全副武装冲向爆心方向,戈壁滩的搓板路颠簸得非常厉害,汽车的轮胎爆了。核爆后有污染,多停留一分钟,大家就多一分危险。他毅然第一个跳下车,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帮助司机修车,赶在第一时间拿到了数据。
  
  林俊德经常要和炸药打交道,每次和同事做实验,他总是冲在前面。有一次,实验中炸出的碎片,将一棵碗口粗的树拦腰截断,他却一点也不慌张,第一个冲上去查看实验效果。还有一次,在室外对炸药进行抽检,等了好久炸药都没响。正当大家面面相觑时,只听他大声喊:“大家都不要动,让我来。”说完就冲上前去,快到炸药放置点时,他又转过头来,对跟在后面的人说:“趴下,不要抬头!”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沉着冷静地拆除引信,排除了险情。
  
  同事们都说,林院士的科研人生就像激光一样,方向性强,始终盯着一个领域;能量集中,永远聚焦瓶颈问题;单色性好,能够排除各种干扰。
  
  陪伴老林一辈子我很幸福
  
  林俊德同志的妻子黄建琴
  
  我和老林既是夫妻,又是同事,都是核试验科技队伍中的一员。我们在戈壁滩上相识相知,一起工作生活了45年。
  
  我是1963年从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来基地的,我和老林是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认识的,又是在第一颗氢弹试验那一年结婚的。我俩虽然同在一个单位,但不是他进场,就是我出差,恋爱两年只见过两次面,加起来还不到一天。
  
  老林对工作的投入近乎痴迷,他满脑子想的都是科研试验。有一次,他出差回来,背了一个十多斤重的菜墩子,还有几块木地板边角料。他拿起菜刀对它们又是砍又是剁,说是想看看它们的密度和韧性,好为科研上找合适的材料。女儿曾经拿回家一个太空杯,老林听说耐热、抗摔,就趁女儿不在家,用刀把杯子破了个口,说是要研究研究,后来干脆把杯子锯成了两半。
  
  老林就是这样,为了核试验什么都不顾。记得女儿快出生时,我从马兰坐长途汽车,颠簸了10多个小时到吐鲁番火车站,又坐着硬座熬了4天4夜到南京,再坐10多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才回到苏北老家。女儿满月时,他才来接我。他悄悄地和我商量:“咱俩都忙,没时间照顾孩子,就把孩子托付给大嫂吧。”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大嫂有6个孩子,生活过得也很艰难,大嫂为难地说:“不是我不愿意带,是孩子太多,实在怕照顾不过来。”我们狠了狠心,对大嫂说:“孩子养不活,我们不怨你。”儿子也是我一个人回老家生的,同样也是寄养在外婆家。
  
  两个孩子都是3岁时,我们才接到身边,由于工作忙,别说辅导孩子学习,就连他们的日常生活,也经常顾不上。那时,我们一进试验场,一待就是个把月,只能把女儿独自留在家里。我们知道孩子心里也有委屈,但她从来不埋怨我们。有一次,老林连续几个晚上审改学生的论文,女儿很羡慕,跟我说:“如果爸爸当初也这样用心,把我当作他的学生,那该多好啊。”
  
  老林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一直觉得愧对孩子。一次他对女儿说:“你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爸爸妈妈没有养育的经验,你就当是我们的试验品吧。”老林是个感情不轻易外露的人,可说这话时,我看见他眼里含满了泪水。
  
  今年3月,在北京,老林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女儿心里很着急,要来照顾他,他坚决不同意。后来是我实在撑不住了,悄悄打电话让女儿赶到北京。我跟老林说:“以前都是你说了算,这次就让我做主吧。”
  
  老林不肯在北京继续住院,他反复对我说:“建琴呀,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得赶紧回单位处理工作上的事。”5月23日,我陪他转到西安唐都医院。在随后的8天里,看着他用颤抖的手批改学生的论文,身上插着好几根管子还要整理电脑文件,我的心像刀割一样。但我和孩子不敢,也不能去劝阻他。因为我很清楚,他此时已把能做完这些事,看得比命还重要。我和孩子只能依着他、帮着他,好让他少留些遗憾。
  
  老林住院的60多天,是我们夫妻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老林曾经对我说过,“我们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从没说过"我爱你",但实际上我都努力做了。”我们虽然缺少点浪漫,但我觉得我们过得很和睦、很充实。
  
  回想我和老林一起走过的日子,最幸福的时刻,还是1964年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我们有缘相识;1996年最后一次核试验,我们在罗布泊场区,能一起置身在欢庆成功的人群中。把一生献给国防科技事业,我们觉得很光荣;陪伴老林一辈子,我觉得很幸福。
  
  恩师永远引领我前行
  
  总装备部某基地技术部总工程师钟方华
  
  我是林院士的学生。在我办公室书柜的正中间,摆着一个钟表式压力自记仪,老师的一生就像他研制的压力自记仪那样,虽然简单却很精准,尽管朴实却很高效。
  
  我是1992年考上老师的研究生的,回顾20年来的难忘岁月,是老师的言传身教,带着我走向核试验战场。钻研学问重在实践、贵在积累。记得某前沿课题攻关,相应实验平台尚未建立。为尽快攻克核心技术难关,老师就带着我们在实验区的空地上,挖了个两米多深的土坑进行探索性实验。土坑里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如冰窖,遇到下雨积水可以养鱼。可老师全然不顾,坚持和我们一起爬上爬下做实验,一干就是几年。那段时间,我们时常一身土一身泥,同事们都说我们真像一帮民工,背后也悄悄地称老师为“民工院士”。
  
  老师最善于用简便实用的方法解决复杂技术问题。他发明压力自记仪,就是用简单的钟表发条代替结构复杂的电机;他用两根普通的铜丝,巧妙解决了声靶检测系统的传感器标定问题;就连戈壁滩上的沙子,也被他“点石成金”,用作大型实验装备的一种特殊材料,节约了大量经费。
  
  老师反复告诫我们,搞科研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每次实验,他都精细把关,仔细叮咛,甚至亲自动手。一次,某技术研究需要制作钢丝网筒,老师与我们多次论证,到底是用1毫米还是2毫米的钢丝、中间留多大空隙,还带着我们跑了十几个商店,逐一比较、选择符合各项要求的钢丝网。有些师弟说,老师科研上太较真了,给他当学生真难,但大家又觉得很幸运,跟他学到的是真本事。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是老师那一代人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在学术追求上,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他始终站在科研第一线。在师生交往上,老师率直纯真的本色不变。我跟老师20年了,仅去过他家3次,好几个师弟还是整理老师遗物时,才第一次踏进他的家门;我们和老师在一起吃饭的机会屈指可数,即使一起出差,他一定坚持他的老规矩:谁的工资高谁请客;因为老师喜欢打乒乓球,他当选院士时,我们送给他的贺礼就是一只乒乓球拍。
  
  与老师接触时间长了,我慢慢感到他虽外表冷峻,但内心火热,培养学生总是精心入微。老师住院后,我们几个学生都想去看他,全被他拒绝了。可就是在病重期间,他也时刻牵挂着学生。就在去世前6天,他还强忍病痛,花了两天时间,断断续续审改了唐博士8万多字的毕业论文。
  
  最后八天的生命冲锋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惠宾科护士长安丽君
  
  我在临床一线工作了20年,与林院士接触的8天,却让我永生难忘。
  
  5月24日9时,我们与林院士商讨治疗方案。没想到一听说要做手术和化疗,他当即回绝。我们实言相告:如果不手术,癌细胞会很快扩散,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他却平静地说:“如果不能工作,多活几天又有什么意义?”
  
  林院士一有时间就工作,病房成了他的会议室、办公室。他工作起来有时甚至不近人情,儿子要来陪护,他却告诉儿子要专心工作、不要分心;很多亲朋好友远道而来探望,他却说看他一分钟就够了。
  
  5月26日15时20分,林院士病情突然恶化,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经过一天的紧张救治,病情暂时得以控制。这时,他却急切地提出:“在这里没有电脑,探望时间又有限,我没法工作,请把我转回普通病房。”
  
  我们坚决没有同意。连基地领导也劝他多观察一段时间,可他直截了当地说:“这样呆着,比死了还难受,我宁要有质量的一天,也不要没有质量的十天。”说实话,我还真没见过这么倔的人。别人倔,是为了事在较真;而他倔,是和自己的生命在较劲。
  
  5月29日,我看到正在操作电脑的林院士,额头上满是汗珠,握鼠标的手还在微微颤抖。我问他需不需要打一针镇痛剂,他说:“不用,我工作起来感觉不到疼,真的没事!”其实,癌症到了晚期是非常疼痛的,用患者的话来说就是生不如死。他不喊疼并不是真的不疼,他是怕说出来,大家就会劝阻他工作。
  
  坚持工作到17时10分,林院士突然出现完全肠梗阻,肚子充满胀气和腹水,若不及时解除,将会危及生命。及时赶来会诊的专家提出两种治疗方案,最有效的是外科手术;另一种是下肠梗阻导管,这种方法需要将3米多长的管子从鼻腔插入肠道,极端痛苦。林院士担心手术后可能无法工作,毅然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在近90分钟操作过程中,他疼得面部肌肉变形,却没喊过一声疼,没表现出一丝不配合。
  
  5月31日,林院士生命的最后一天。从7时44分到9时54分,“我要工作”,“尽快让我起来工作”,“就1小时,我等不了”,他先后9次发出强烈请求,反复强调他牵头的一个项目,如果不交待清楚,就无法延续下去。老伴说不通他,女儿劝不住他,我们医护人员拗不过他。
  
  办公桌离病床只有几步,但对已经不能站立的林院士来说,哪怕挪动几厘米,都是艰难的征程。9时55分,大家搀扶他一点一点往前挪,当他勉强坐在椅子上时,呼吸更加急促,头颈有些发软,全靠有人帮他扶着。
  
  10时54分,林院士颤抖的手已经握不住鼠标,视力也渐渐模糊,几次向身边的女儿要眼镜。女儿告诉他,眼镜戴着呢。在场的人都劝他休息,面对一声声请求、一双双泪眼,他反复说“不要强迫我,我的时间太有限了”、“不要打扰我,让我专心干点工作”、“我不能躺下,躺下就起不来了”。即便是他答应暂时停止了工作,也只愿坐在椅子上休息,几分钟后又继续操作。
  
  20时15分,林院士那波动的生命曲线,从心电仪屏幕上永远地消失了。当他的遗体被推出病房时,守在走廊上的战友和邻近科室的医护人员,排成长长的两列,为他深深鞠躬,挥泪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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