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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观察:7%的秘密

行业上下游中国仪表网2015年04月09日 14:31人气:3578

  【中国仪表网 行业上下游】中国经济放缓,全球经济承压。经济增长的新常态下,三驾马车比重生变,央地财政关系也在重建新局。旧常态为何终结,新常态如何重构,博鳌论坛上,来自全球的官员、经济学家和商人们展开热议。
  
  “新常态”,成为2015年博鳌论坛上最热的词之一。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11月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2015年3月28日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他再次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旧常态不可持续,新常态艰难而可期。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经济的放缓势必对全球其他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智利、巴西等中国的大宗商品贸易伙伴国也将造成冲击。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副总裁朱民测算,若中国GDP下降1个百分点,将会影响智利GDP下降约8%,韩国下降约0.5%,“整个世界都要为中国经济的调整来埋单。”
  
  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公布了7%的2015年GDP增长目标,是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标志。博鳌论坛上,围绕着何为新常态,旧常态为何终结,新常态如何重构,来自全球的官员、经济学家和商人们展开热议。
  
  新常态新解读老常态不正常
  
  一年前“新常态”一词刚出来时,春华资本集团主席、经济学家胡祖六坦言(当时)并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就是低增长吧,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不再是10%”。他同时指出,就算7%的增长率,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所以从全球的角度来说,这个常态没有什么新的”。
  
  何为“经济新常态”,媒体的描述是经济“增速换挡、方式转变、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习近平在博鳌指出,新常态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增速处于下行通道中。1-2月工业增速仅6.8%,大幅低于市场平均预期的7.6%,延续了2014年四季度的回落趋势。中国经济增速会继续下滑,还是在7%上下企稳?“新常态”下,其潜在增长率究竟是多少?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一直认为,中国经济还有长达20年的年增长8%的潜力,但在本次博鳌论坛上,他也在担心经济增速过低的风险,“中国经济增速降到6%我就比较担心了,因为中国有很多的过剩产能,现在这种情况下更担心就业,以及不良贷款问题,所以要达到7%的增长率是最理想的。”
  
  3月27日,博鳌论坛“经济学家谈经济”午餐会上,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家樊纲介绍,现在的严肃研究者中,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预测最低在6.5%,高的超过8%,“我们的结论基本是7%左右”。他认为有两大支撑这一增速的因素,一是尽管中国的劳动力增长速度在下降,但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的人力资本也在提高;二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到产业前沿,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比过去要大。
  
  “现在大家说中国经济从过去的两位数高增长降到了中高速增长,这句话里有错误。”樊纲指出,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只有少数年份达到了两位数增长,而GDP增速一超过9%一定出现通货膨胀,一超过10%真正到两位数,一定同时出现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所以两位数从来是过热增长”。
  
  樊纲介绍,过去全球有若干个研究小组研究中国的潜在增长率,结论是7%到9%之间,所以现在回到7%左右的增长其实是回到正常增长。“所以现在说新常态,过去10%是老常态吗?不是老常态,那是变态。”
  
  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休克疗法之父”JeffreySachs认为,美国经济过去两百年间维持了约1.8%的增速,按购买力平价,中国的人均收入已达到美国的25%,因此,中国经济达到新常态时的增长率会达到6.5%到7%。但他认为,中国要长期保持这一增速,需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必须让经济基于创新增长,而不是靠引进别人的科技”。
  
  从政府投资到民间投资
  
  逐步告别出口与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提振内需和消费使其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是新常态所提“方式转变、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题中之义。
  
  朱民认为,投资拉动、制造业推动的经济增长,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模式。原因在于它的产能利用率非常之低,因为投资过度导致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下降导致资本的利用率也随之下降。所以中国信贷增长比其他国家信贷增长都要高。
  
  在经济放缓的现实压力下,中国经济短期内尚难走出投资刺激的窠臼。
  
  “三驾马车”中,2015年1-2月,消费同比增长10.7%,创近年新低。市场分析认为,石油和黄金价格下跌、房地产萎靡等都对消费形成了冲击。
  
  2014年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48%,樊纲预期未来5年中每年增长1%就“不错了”,“政府经常说要刺激消费,但为什么没什么成果,因为消费不是说你刺激一下它就自动增长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而短期内,樊纲认为经济增长的更多风险,来自投资方面。
  
  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速下行,主因在于投资的下降,其中制造业投资的大幅下滑又是导致实体经济不景气的主要原因。1-2月份,制造业投资累计增速仅为10.6%,较2014年几乎下降了3个百分点。
  
  制造业低迷的情况下,为保住经济增长7%左右的目标,政府将不得不再次倚重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3月30日,央行、住建部、银监会联合发布楼市新政,将二套房贷最低首付比例降至四成。
  
  林毅夫认为,过去几年中消费占中国GDP的比重上升,并不是消费增长所带来,而主要是由于投资下降。林再次重申了政府要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2008年金融危机中他就坚持这一主张。“现在投资基础设施正当其时,如果没有私营部门投资的话,政府就要出头了。”他警告,“政府一定要投资基础设施,不然增长率不止降到6%。”
  
  不过,形势正在起变化,政府主导基础设施投资的模式,目前正受到政府财力不足,和中央化解地方债风险的约束。
  
  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在博鳌指出,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预期增长15%,需要投资59万亿,而中央财政只有4776亿,“连个零头都不够”。
  
  而地方政府原来的两大财源——土地财政和融资平台,也由于市场不景气和中央的清理整顿而成了无源之水,没有财力进行大规模基建投资。
  
  1-2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不到3.5万亿,同比名义增长13.9%。“从1、2月份情况来看不太好,所以新常态之下怎么样大力启动民间投资,这个才是新常态的希望。”保育钧说,目前政府正在试图通过PPP(公私合作)模式吸收民间资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但还处于摸索阶段,“这个问题的要害是政府要讲诚信,切实保障民营企业的合法收入,民间投资最怕的就是不诚信,政府一换届不认账了。”
  
  保育钧认为,中国有大量的服务行业名义上已向民间资本放开实际上并没有放开,比如说教育事业、金融、医疗卫生,“落实不了是因为权力垄断”。
  
  朱民的研究也表明,中国若放开服务业,将可以多创造出4000万个就业岗位。
  
  标普全球首席经济学家PaulSheard认为,对中国来说,侧重于投资驱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在过去并不是坏事,但在下一个经济发展周期中,中国必须要开始以服务业为主要驱动力,这需要体制和机制的整体改革。
  
  金融风险老问题新办法
  
  2008年以来,美国和欧洲经济先后爆发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悲观的看空者们曾经预言,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和地方债风险,将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崩溃。这三大风险相互捆绑,共同指向金融危机。
  
  从2010年开始,出于对高房价的恐惧,中国各地政府对城市房地产市场实行了一系列限购、限贷措施。但直至2014年各地逐渐放开限购,除局部市场外,并未出现房价大幅度下跌引发大范围断供,从而导致银行坏账甚至诱发如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到今天,房地产泡沫风险可控已基本成为一个共识。
  
  “不会是硬着陆,不会出现其他国家的那种楼市危机。”樊纲指出,美国楼市危机爆发是因为他们的泡沫特别大,杠杆率特别高,而中国的情形是要求房产首付至少达到30%,平均是50%,所以购房者断供的可能性很小,楼市实际上压力没有那么大。
  
  与购房者断供引发金融危机这一可能性相比,经济学家和金融家们更担心的,是影子银行的风险。
  
  据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的数据,目前中国的广义影子银行体系规模约为27万亿元,占银行业全部资产的比重约为19%。广义的影子银行业务包括信托、理财等银行资产负债表之外的业务。
  
  PaulSheard在2008年雷曼兄弟倒台之前,是雷曼兄弟的首席经济学家,也是那场危机的亲历者。他在博鳌论坛上回忆说,雷曼倒台之前的头一天,他没有去上班,根本不知道一天之内会发生那么巨大的事件。他以此说明未来存在不确定性,而他认为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在于过去六到七年中的信贷扩张,“我们要更加密切地注意这方面的情况”。
  
  中投公司副总经理谢平介绍,中国的老百姓已经把相当一部分存款用来买代客理财产品,因为代客理财利息高。这些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影子银行体系,用来购买标准的证券化产品,或发放高息贷款,最终流向银行间债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地方融资平台发的地方债券。
  
  在这一链条中,首尾两端之间存在高达6%至10%的息差,使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都有利可图。而对银行来说,做影子银行业务不用交存款准备金,不算资本充足率,不受利率政策和贷款规模的限制,谢平称之为“监管套利”,“这下你们就明白了,做影子银行业务在中国对银行来讲,利差空间是大于资产负债表内受监管资产的,而风险也正是在这里开始的。”
  
  谢平所说的风险即是刚性兑付,“尽管我们再三警告说你们要自己承担风险,但是到目前为止大家还是认为银行对理财产品隐含着信用背书。刚性兑付是中国影子银行很大的风险,实际上从资产运用方已经看到有些企业倒闭、破产了。但是从负债方可以发现,全国大概只有几例违约的理财产品,最后起码本金都付了。风险哪里去了呢?银行自己消化了,或者信托机构、金融机构自己消化了。”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是理财产品的主要发行主体,2013年年中,地方政府通过影子银行融资平台筹集资金共17.9万亿元。一旦地方政府违约无法兑付,将可能引发连锁性的金融风险。
  
  中央政府正在努力化解这一风险。过去,地方政府借债不透明因而可以无节制。“有地方政府官员亲口对我说,我不关心债务能不能还上,我只关心在我任上资金流会不会断。”PPP专家、清华大学教授王守清对记者说。
  
  但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上任两年多来,上述旧常态宣告结束。新常态是,地方政府不得再通过融资平台以企业债的方式借债,而要凭自身信用资质在市场上自己发行债券。
  
  为此,财政部2014年10月开始摸底地方债务情况,本次博鳌论坛上,楼继伟几次被问及地方政府是否在这次摸底中多报了债务数字,楼的回答意味深长,“如果一个地方的债务率很高,我们给它替换老债的额度就会多,这个机制是正相关的。但同时给它分配的新的债务的额度就低,这是负相关的。它为什么要多报呢?有的人觉得多报一点是不是中央政府会帮忙,有的人要知道我们这么分他又想少报了。”他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在想。”
  
  博鳌论坛召开前两周,国务院刚刚批准了1万亿元额度的地方存量债务置换计划,此举意在将地方政府手中的短期、高息债务置换成长期低息债务。据楼继伟透露,这1万亿元是参照2013年6月审计署公布的各地债务情况向各地分配额度,约占2015年到期地方债务总额的53.8%,接下来视地方政府自己发债的情况可能会有第二个1万亿元置换债券计划。
  
  他还透露,目前全国各级财政的发债主体多达10万个,“有的市五六七八个厅都在发债”,因此新的预算法只给省级发债的权力,今后只有三十多个省份和几个市的财政部门可以发债,以后再逐步走向真正的市政债,“不然风险控制不住”。
  
  引人关注的是,楼继伟在博鳌强调,给地方债务腾挪纾困的空间,并不意味着中央会为地方债兜底。他明确表示,当地方政府无力偿债时,中央政府不会救助,而当主持人追问他“也不放弃?”时,这位直言不讳地财政部长反问道,“什么叫放弃?”
  
  “为什么我们说不救助呢?国务院43号文件明确说了,地方可以处置资产,中国政府有大量的正资产,当债真还不上的时候处置资产可以用来还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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