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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士强:中国仪器仪表产业需要创新与马拉松精神

行业聚焦点中国仪表网2016年01月14日 14:15人气:31336

  【中国仪表网 行业聚焦点】蒋士强研究员是现任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农业仪器应用技术分会名誉副理事长,从1977年以来,从事科学仪器与测试技术在农业、生物技术、检验检疫和环境检测中应用研究,近十多年致力于食品和农产品安全保障体系与检测技术研究。近日,他针对我国科学仪器产业发表了一些反思、建议与期望,摘录全文如下:
  

  我国近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非凡的成果。在经济体制、国企改革中,采取了诸多措施,保护和加强重点的民族工业,实施了关键技术和设备国产化,如:军工产业、能源产业(特别是核能)、轨道交通业(特别是高铁)、石油化工业、集成电路业(特别是芯片和液晶板等)、钢铁冶金业、通信业和家用电器业等等,从而我国未陷入前苏联因在政治上实施“西方民主”、经济上推行“全面私有化”,导致全面崩溃的泥潭,普京曾为此泪言: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就是没有良心;试图恢复过去的苏联,就是没有头脑。当今面对我国取得经济和民族工业稳定和高速的发展的同时,对面临在高速发展中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进行反思是必要的,反思是从成功中走向更大的成功;反思是从失误中寻找弥补措施,总之,不断地反思是不断探索新起点,从而才能不断地前进。记得巴金先生说过(大意):大致国家、民族,小至家庭和个人,不反思是没有前途的。
  
  就国企改制而言,仪器仪表产业的国企改制,特别以分析仪器为主体的科学仪器产业国企改制带来的成绩、损失和问题就比较复杂,一方面得益于企改,摆脱了种种束缚,逐渐形成民营科仪企业的崛起,出现当今一批颇具发展前景的科仪企业,如:聚光、天瑞、天美、东西、普析、瑞利、舜宇、上海光谱、仪电、海光、莱伯泰科、雪迪龙、先河等(依据“中国好仪器”文集、BCElA和年会获奖资料补充、修订)。但是体改对科仪产业的冲击也是很大,甚至痛心的,为此请准许我引用朱良漪老先生发表于1996年的《挑战、反思和振兴中国仪器仪表工业》中的两段话,“从1994年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组织部分在京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就‘振兴我国仪器仪表工业’问题,召开过专题座谈。在此基础上由卢嘉锡、王淦昌、王大珩、杨嘉墀等20院士联名向中央提出了‘振兴中国仪器仪表工业’的建议开始,到1996年朱镕基、邹家华、李岚清、吴邦国、宋健等领导对国家计委就这一‘建议’研究后落实意见作了批示为止,两年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从兴奋、翘首以待到如今冷却有点茫然了。据说上海市行业下岗人员排名第二位便是仪表行业”。“六十年代我们在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代的领导下,从理论到工程,很少不是从无到有,但是,在坚强意志和高度凝聚团结的组织下,创造出两弹一星,威震天下。那时的劲头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不懈地学习掌握,并一直坚持到现在,我相信绝时不会发生‘三起三落’的仪表工业局面”。
  
  根据朱老先生们留下的史料,结合现实和学界、业界朋友们提供的资料,我感到科学仪器产业至今确实经历了“几起几落”的历炼。即:艰难起步的五十年代;自立更新的六十年代;彷徨、再接再励的七十年代;国企改革后崛起和衰退交叉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二十一世纪的奋进。
  

  艰难起步的五十年代。虽然1901年上海成立了科学仪器馆,1932年成立的中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物理仪器工厂,40年代龚祖同即参与军用光学仪器厂的生产建设工作。新中国成立时,各行各业,包括仪器仪表业,均处百废待兴的奋斗之中,各方面技术人员都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引用、仿制、创新各式各样的仪表,其中上海地区尤为突出,出现了丁佐成创办的以电表为基础的大华仪表厂,荣仁本创办的雷磁厂,50年代王大珩领导组建了科学院长春科学仪器馆,在50年代初期,上海地区便相继出现的雷磁、沪江、科伟、创造等分析仪器厂。“真正意义上起步于五十年代后期,得益于1955年国家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发现仪器仪表是漏项,在物理学家钱临照、汪德昭、王大珩等专家的呼吁下,国家科委成立仪器仪表规划组,1956年机械工业部成立仪表局,制订了“充分利用并合理发展沿海仪器仪表工业,有重点的大力发展内地的仪表工业,分析仪器的地区重点便选中上海和北京,在上海以15家企业为中心厂,10余家企业为卫星配套厂”。此后又整合、组建了以电化学和水质分析为主的雷磁分析仪器厂和以实验室分析仪器为主的上海分析仪器厂,1959年成立了北京分析仪器厂、继之成立北京光学仪器厂和核仪器综合仪表厂,南京建立南京分析仪器厂,以上被朱老总称之为:现代分析仪器艰难起步的五十年代。
  
  自立更新的六十年代。六十年代,在重点发展上分、北分、川分的同时还陆续建立佛山、成都、沈阳、厦门、瑞利、上海三分、湘仪等各具特色的分析仪器厂。为应当时我国急需,1963年北分厂研发成功同位素质谱,后续不断改进,共生产了180多台,北分厂与科教单位合作,研发和生产有机质谱、多位离子源质谱、四极杆质谱,“它的研制成功使我国成为继美、德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这种技术的国家”。同期北分厂和北京化工研究院合作试制了我国第一台气相色谱仪SP2301/2,上分厂于1962年开发出72型分光光度计,此后累计产量达十万台,上分厂于1964年试制成功100型气相色谱仪,为后续大批量生产奠定基础。南分厂开发和生产了血气分析仪和肺功能测定仪,各分析仪器厂也试制了在线分析仪器方面的许多分析器,并在科委、计委和一机部的支持和布署下,“拟定在六年时间内完成质谱、核磁、色谱、红外、热磁、热导和电导等七个系列产品”。此期间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大学设置了精仪系或仪器仪表系,设立分析仪器专业。
  
  彷徨、再接再励的七十年代。经六十年代初、中期的奋斗,初步为我国的仪器仪表和分析仪器产业打下了基础,可惜接着我国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教育、科研、生产处于瘫痪和半停顿状态,中苏彻底破裂,中美处于冷战,“巴统”的禁运和封锁……,我国对外完全处于封闭的状态,在这种恶劣的内外环境下,有志气的中国仪器仪表的学界和业界仍然艰难奋进,例如:36个科教单位和工厂合作,开发生产出我国第一辆大气污染检测车,北分厂和中科院合作试制了比表面和微量水分析仪,北分厂和上分厂陆续试制成功热导、氢焰和电子捕获三种检测器的气相色谱仪,红外气体分析器。1975年北分厂试制成功60兆的核磁共振谱仪。1978年上分厂试制成功光栅分光的761分光光度计,新组建的上三分厂也开发出光栅分光光度计。南分厂在一般流程分析器的基础上开展了工业流程色谱仪的试制。科学院科学仪器厂试制成功电子显微镜。兰州石化所试制了工业色谱。地质仪器厂试制了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成都分析仪器厂开发了物性分析仪。
  
  崛起的八十年代。1980年国务院决定将仪器仪表单列管理,成立了国家仪器仪表总局,在全国范围内投入资金和人力,大大地促进仪器仪表大发展。科委、中科院、仪器仪表总局组织全国科研、教育和生产企业,瞄准当时世界水平,开展23项大型科学仪器的会战,并结合当时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制订了技贸结合、加速国产化的决策,拟订以许可证的贸易形式,进行分析仪器技术引进,包括从美国VARIAN引进气相和液相色谱仪,从德国MAIHAK引进红外气体分析仪,从H&B引进红外气体分析器和氧化锆分析器,从日本崛场引进汽车尾气排放分析器,从美国WATERS引进液相色谱仪,从美国Hyperion引进生化分析仪,从英国Kent引进水质分析仪等。这些技贸结合的技术引进确实是我国分析仪器从完全自力更生与外界隔绝,走向国际市场的第一步。可惜因当时条块分割,多头主管,且也未与引进仪器的用户密切结合,故未能妥以实施,再后来因国企改制而终至。在技术引进的同时,为解决分析仪器制造中的关键工艺加工,国家还使用巨额财力为北分、上分、佛分等引进以数控机床为核心的精密机械加工中心,可惜这些中心大多只起用一时,事后转让、闲置。这段时间是大发展时代,特别是上海地区,除已初具规模的上分、雷磁之外,还建立了上三分、物理光学、上天平、离心机厂等,1986年将上述主要厂家整合,成立了颇具规模的上海精密仪器公司。北分厂也向综合分析仪器厂方向发展。瑞利开拓了多种光谱分析仪器。北京地质仪器厂开发了原子荧光光谱仪,其它厂家都有发展。这段时期分析仪器产业的特点是:已有的企业由小变大,企业数量、产值和品种由少变多,涵盖了实验室和生产流程中的各类分析仪器,根据当年的仪器仪表产品目录,已能生产:电化学、热化学、热磁式、色谱类、质谱波谱、光谱类、物理特性、医疗生化、数据处理和大气污染等成套装置12大类,30多小类,547品种,约有142个厂家。此外还有一批仪器配件生产厂虽不属分析仪器,但属科学仪器范畴的显微镜企业,号称为南有江南、北有重庆光学仪器厂。上述的发展成果,反映出到八十年代甚至延伸到九十年代中期,各部门、领域科学仪器设备采购上,国产产品占有的份额还较显著,例如当年我参与农业部“十几个育种研究中心工程建设”、“无特定疫病区建设”和“农业技术支撑服务体系建设”中,采购的仪器设备,国产产品占有的份额约为1/2~3/5。
  
  衰退与发展交叉的九十年代。九十年代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解除了多种束缚,多种所有制并存,股份制和私有制企业得到蓬勃发展,出现了一批私有制企业,例如东西、普析、吉天、天美,上海光谱、福立、依利特等,并为21世纪后续的一大批科学仪器企业像雨后春笋似地涌现起到开路先锋作用,这是正能量。另一方面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机械部和仪表局被撒销,随着国企改制,原国有分析仪器产业经历了新的历炼, 在我们局外人看来,似乎变得失去了“亲娘”,各地分析仪器产业,经历了多次不同形式的撒、分、整、合、转、拼,可说是反复的折腾,部分原具规模的国企分析仪器厂被分割、由大变小,有的几乎近于消失,只有几家历经变迁,艰苦奋斗,一直保有其核心,如当今的上海仪电科仪的主体就是当年的上分和雷磁,北京的瑞利虽与北分合并,但一直不失原有的特色,而北分本身,一度在外界看来似乎切割成几个生产气体发生器的厂家,直到近几年才开始翻身,北京光学仪器厂,原是重点企业,在变迁中近乎消失,类似北光的例子各地都有。由于科学仪器是属高技术的中、小产业,国企改制中原属国企的科仪企业受到多种变迁,数量、规模、产值都大为萎缩,而新成立的私营中小企业,当时尚处幼稚阶段,也没有扶植的政策措施,规模和产值都不大,为了求生存、争取市场和利润,迫于低水平重复和无序竞争。据2000年初,中国分析测试协会的调查报告,销售额超过1000万元的国产分析仪器企业只有20个,其中私营企业和股份制的为14个。
  
  此时期以后,国际上有远见的科学仪器厂家,均看中了我国科学仪器潜在的、巨大的市场前景,在上海、苏州、昆山等地建立不同名目的独资企业,享受我国对外资的优惠待遇,起到生产基地、展示先进技术和品牌,以及营销和技术服务等作用,从而一则促使我国能及时了解国际上科学仪器技术的进展,同时也构成对我国科学仪器产业的巨大冲击,直到如今。
  
  二十一世纪的奋进。当进入二十一世纪,国人意识到我国科学仪器大大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将严重影响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科技部从九五开始,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及继续实施的十三五,均设立科学仪器开发重大专项,且从十二五开始专项的实施,明确以企业为主,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科院也投入资金,设置与科学仪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急需的科学仪器研发专项,近几年我国科学仪器开发和产业化中呈现出的诸多亮点,许多即发源于上述成果。
  
  国企改制对我国经济产生非凡的大发展和对各行各业,包括仪器仪表行业、科学仪器产业带来的成果,如前所述是巨大的,但如今反思和盘点其对我国科学仪器产业的发展造成的失策,我感到有以下几点:
  
  (1)国企改制中忽视了对仪器仪表行业、科学仪器产业,而不是像对军工、轨道交通(高铁),核能源(核电站)、通信、化工、钢铁冶金等行业一样,强力实施进口贸易与技术引进、产业国产化密切结合。
  
  (2)国企改制中也没有明晰对仪器仪表行业原国企、科学仪器企业核心部分的保护思路和策略。在我们外界看来,机械部、仪表局撤消后成立的行业协会,也似乎不知所措、力所不及吧!
  
  (3)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条件下,国家缺乏及时出台明晰的扶持私营企业的政策、措施,也缺乏强力保护我国产业的法律法规,例如在《招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中就缺乏对我国产业,尤其是对幼稚产业,如科学仪器产业的保护。
  
  对振兴我国科学仪器产业的建议和期望。
  
  (1)综合“互联网 ”和“工业4.0”等模式,是科学仪器产业振兴之路。请准许我老夫聊发几句少言狂,我越来越感到当今的经济学家、金融家总是运用常人不易理解的深奥而华丽的辞句,说出带有玄学的理论,弄得人们不知所云,不知所措。马化腾提出“互联网 ”、阿里研究院提出“互联网是中国经济新引擎”,对此,我直白的理解即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及互联网平台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而工业4.0的核心是以生产高度数字化、网络化、机器自组织为标志的第4次工业革命,有人称为之继工业3.0“自动化生产”之后,进入“定制化生产”。我建议科学仪器企业应吸取上述两者或更前沿的“新硬件时代”和更切合我国实际的“中国制造强国2025”的共同点,即将信息技术等和制造业进行融合,及时引入新理论、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将互联网作为新工具、新催化剂、新模式改造产品的设计、工艺、生产、管理、销售、服务等。
  
  (2)将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运作这对孪生兄弟同时运用,是振兴科仪产业和企业的最佳运作。科技创新最终都要落实到产业和产品,所以创新是产业之源,但没有金融资本的支持和市场的推动,产业、企业就无法生存和振兴。从诺贝尔、爱迪生、贝尔等,到我们科仪界很熟悉的PerkinElmer、Mettler-Toledo、贝克曼-库尔特、布鲁克?道尔顿等,都是以科技创新起家,自身或借助于他人在金融资本运作下兴旺发达的。我想天美的劳逸强、天瑞的刘召贵、莱伯泰科的胡克、聚光的王健-姚纳新组合、东西的李晓鸥、禾信的周振、雪迪龙的敖小强等一大批新兴的企业和掌门人大都如此。当然随着科技和金融业飞速发展,一身具有双重奇才较难了,据说美国已兴起由一批乔布斯所说具有异类思维的分散在大学、自家车库和孵化器中的创客群体,将引领科技创新,企业和风投只是“推手”、“买家”,慧眼择优选取创客的“怪成果”,进行孵化、养大,形成新产品和巨大市场,这也许是未来企业发展的手法和路径!
  
  (3)模仿只能是暂时的求生之路,创新才是永生之道,跟风更要不得。一事有人成功了,即有众人跟进、成热风,接着是泛滥,泛滥致烂,这种哪里火就去哪里,什么热门就干什么,决不是发展之路。传承不是守旧,而是不断从传承中得到启示和考验,不断地提升产品性能。欧美和日本的历史远不如我国久远,但它们看重各方面的传承,从传承中得到启示和考验,不断地提升产品性能,创立出著名的品牌。就新兴的科学仪器产业而言,欧美和日本就有数十年、甚至百年老店,如去贝克曼公司参观,陈列室之首就是贝克曼先生当年用木头做外壳的测苹果的酸度计,在德国的IKA公司门口可见到数十年前生产,照样能运行的氧弹热量计和粉碎机,在一家公司见到数十年前开发成功并一直带电运行的摇床(振荡器)、凯氏或杜马斯法定氮/蛋白质、索氏提取法测定脂肪,柱后衍生加印三酮显色法测定的氨基酸,这些机理一百多年和数十年前即已创立,福斯、步琪和日立等公司传承其机理而不断地引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不断提升和推出新产品,这种例子数不胜数。
  
  (4)期望科学仪器创业者克服浮躁,要用跑马拉松的毅力去创业。欧美,尤其德国的企业家,具有坚韧的毅力,把产品做到极致,令人赞叹。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德国刀具和那家百年不衰的锅生产厂家。我很赞赏一位马拉松爱好者的感言:世界这么大,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体会,四十二点几公里,每一步只前进约四万分之一,毅力决定最终成功。我国科学仪器创业者太需要这种精神了。
  
  以上是依据朱良漪等老先生遗留下来的一点史料和学界、业界朋友们提供的材料撰写的,有些观点很可能不妥,甚至可谓“老夫聊发少年狂”,故敬请听者和阅者斧正。
  
  蒋士强撰写于2015年11月8日
(本文来源:中国仪器仪表学会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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