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汪院士已81岁高龄，但他每天仍往返于家和实验室之间，跟团队一起研究科研选题。
62年前，彼时他还不是我国分析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岁的年轻人，满腔热忱从江南来到东北，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祖国建设的大潮中。他常说，自己人生的每一步都是跟着国家需求在走。
脚步：紧跟国家需求
1952年从沪江大学毕业后，为什么汪尔康会放弃南方安适的生活，来到满目疮痍的东北？他回答道：“到艰苦的地方去，我们不讲条件，反倒觉得很有激情，因为这是‘国家需求’。”
在那个火热年代，汪尔康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扎了根。1955年，汪尔康被选派赴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留学。期间，他恨不得把每分每秒都用在学习研究上，仅用了3年时间，便取得常人四五年才能取得的副博士（哲学博士）学位。
拒绝了导师的再三挽留，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汪尔康回到祖国，随即“转战”到国家急需的原子能技术研究。不懂的，从零学起；有难题，钻研攻克。他从无怨言，硬是默默地干出了一番成绩。
汪尔康喜欢一句话：“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这些年来，汪尔康对于研究事业“钻”得很深，率领团队先后研制出我国台大型脉冲极谱仪、“毛细管电泳／电化学发光检测仪”（CE－ECL）等仪器，并发展出离子交换极谱、极谱自动分析器等装置和方法，技术实力走在前沿。
在汪尔康看来，做到这一切的动力，正是国家需求。1991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尽管已是荣誉等身，尽管已是81岁高龄，但汪尔康并未“躺在功劳簿上睡觉”，依然在“973计划”“863计划”的一些研究课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的需求在发展，我的研究也不能停下。”汪尔康说。
奋斗：为了国家需求
1977年的一次出国参访，让汪尔康看到了我国科技发展与国外的巨大差距。他把生活补贴全部攒下来买了一台计算器，这个当时国内罕见的物件成为汪尔康奋斗的一个支点。
满布四周的书柜是汪尔康办公室里的装饰，一些书籍已经被翻得发旧，它们是汪尔康为了国家需求而奋斗的好见证。
汪尔康对科研事业执著的热爱是出了名的。同时身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汪尔康先后在学术会议上作报告和专题特邀报告百余次，参与领导和主持学术会议40多次，先后被美国休斯敦大学等众多高校聘为客座教授，不知疲倦地奋战在学术前沿。他先后发表SCI论文764篇，引数达1.82万多次，h指数达70，这样的学术造诣在学术界也属难得。
汪尔康治学态度严谨，对于抄袭、剽窃和造假等行为深恶痛绝。作为《分析化学》杂志的主编，他对编辑人员提出“认真、再认真，千万不能搞错”的严格要求，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在担任长春应化所所长期间，面对一个个棘手难题，汪尔康拿出了搞科研的那股子韧劲儿，抓科研发展，抓成果转化，还顶着压力解决了困扰职工多年的住房条件差的难题。
情怀：无愧于国家需求
汪尔康觉得，这么多年忙于事业，没能照顾好家庭、子女，感到十分亏欠。在他的妻子、我国分析化学家董绍俊看来，汪尔康把精力放在了国家需要的事业上，她没有怨言。
办公室——图书馆——家，三点一线；五加二、白加黑，没有休息日。不少人感叹，汪先生这样的忘我工作精神让人看着心疼。
其实汪尔康本可以享受更舒适的生活，来自北京、上海的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邀请、回到南方家乡工作的机会、优厚的待遇曾多次摆在他眼前。坚守在长春应化所60余年，他打趣地说：“我比较笨，能在这一个地方干好就不错了。”
为了培养出更多符合国家需求的人才，汪尔康特别重视年轻人的成长。他坚持定期召开研究组会议，指导学生修改论文，创造条件让学生出国进修。每有学生出国深造，他都叮嘱：“你们是代表祖国去的，要努力多出成果，要有创新精神。”如今，他培养出的150多名硕士生、博士生陆续在学界崭露头角，成为电分析化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汪尔康常说：“时间是常数，作为一个科学家，必须保证科研时间在这个常数中占有大的比重。”
此时此刻，为了国家需求，汪尔康依然在向着分析科学的高峰攀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