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连跳”，“学校杀人案”，还有赵作海，正如哈耶克的所说：
即使是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也必须在不久后诉诸zui初违心的手段，如果他真的想一如既往地实现他的有关一种值得期望的经济秩序的思想。如果没有市场经济所提供的“那种经济自由”，“过去就绝不会有个人和政治自由。”
这是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对立。
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长，但出现了一些的事件。就工作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远称不上 “血汗工厂”；就房价原因会不会有多少的杀人事件，又有多少中国人没有得到法律诉求？
温总理说，需要寻找深层次的原因。这些深层次的原因已经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普通职工的收入水平低、福利待遇差，据前两年的不*统计，因收入分配和保险福利问题引发的劳动纠纷占劳动纠纷的 65%以上，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社会分层加剧；社会*严重，霸道盛行，颠倒黑白，人们逐渐失去了心中的信仰；穷人工作累、待遇差、压力大，不堪重负，…
毫无讳言，市场经济通过政府和企业的媒介，在依靠人的力量，向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渗透，人们正在经受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使得中国人无从适用。这对中国人思想已经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试问，在富士康“九连跳”的背后，还有多少家公司、多少名员工有着与自杀者相同或相似的心境？校园接连发生的杀人事件，会不会还有其它没有发生的事件？赵作海是偶然的，还有多少个赵作海的必然事件？
哈耶克还说：生命与健康，美与善，荣誉与精神的安宁，往往只能以相当的物质牺牲为代价才能得以保存，并且还必须有人情愿这样选择，这些都是不能否认的，正如我们每一个人有时并不愿意不惜忍受物质上的牺牲以保全这些高尚的价值，使之不受伤害。
中国仍然是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政府、企业和个人都是社会前进的组成部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社会体制所展现的政府和企业都还没有对个人的尊严达到共识，或者说对人的合法性都在降低。为了获得人的尊严和人的合法性，政府和企业必须要产生在认识论上进行改造。
目前中国改革的前提首先是要重建整个社会的基本信仰。因为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性的*判断标准是他们是否滞与社会的基本信仰相一致；同时，政府、企业和个人也必须根据同一个信仰来进行组织。
如果企业的理想的价值观与政府所教导的个人信仰的相左，那么，这种不和谐可能会导致持续的摩擦与冲突，这个社会将难以长存。如果政府或企业拒绝这个社会理想或是不能充分地实现个人的理想，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和凝聚力。此时，要么是这种社会理想变得毫无意义，要么是这个社会将被淘汰，失去公民的信任。
无论是企业与个人的冲突，还是社会与人的冲突，都是财富之间的冲突，都是人们的信仰冲突，本质上正是由于当今中国全民族共同价值观的缺乏，所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不均。
虽然政府对原教马克思主义的推广一天都没有放松，中国也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儒家文化统治的国度；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出现了多元思想、多元价值的繁荣。或者说出现了整个社会价值观的纷繁杂乱，甚至出现了社会危机。
正如韦伯所说：现世中意识形态的整体衰落是社会内部时代变换（从强调“实质理性”以求实现zui高价值到强调“功能理性”即注重实现目标的有效手段）的必然结果。这种情况是时代转型的必然，但处理不好，这种手段与目的的不一致将不仅不会产生自由和和谐，反而会导致怨恨和冷漠－这将是一场全体反对全体的“战争”。
总之，经济、政治、文化相通，市场、道德、信仰相通，意味着政府、企业和个人要主动找到自己在社会的准确位置
